己未月,壬辰日。月相为100%的满月。大暑过,木秀于林,近于休。环岛的第一站,我来到了上古园林。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这里云雾缭绕,大树几乎要挡住视线。眼前只有两种颜色,墨色的和飞鹤鲜红的喙。我定睛一看,还未来得及触摸到树上的果子,一切又烟消云散。原来所有相,都只是为了组成限定的语言。但它们始终会在别的地方卷土重来。

(一)

秦汉至魏晋,疆域大开,人们不断开拓着对外部事物的认知。来自异域的事物应接不暇,大大增进了想象空间,也催生了华丽的文学风格以及博物考辨的风气。从这一时期到魏晋,诞生了诸多有关天文地理、动植物的考据以及怪力乱神的志怪小说。从汉魏六朝代以来,尤其出现了很多有关岭南的记载,因元鼎六年秋(111 B.C)南越正式被纳入汉朝的疆域。汉武帝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被汉朝消灭了。可帝国的扩张从来不只是在军事本身,伴随而来的是物种的挪用、知识的占有、以及对南方人才的边缘化。

在汉武帝长安的都城中,有为练习水上作战而修建的昆明池。此池仿制昆明滇池而做,史料称「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可见气势撼人。有趣的是,昆明池中灵波殿的修建材料就来自于南越生长的桂树。而汉武帝对西南诸国征服的契机也源自于南越的败亡,长期占据西南的且兰等国被攻打完南越班师回朝的大军扫荡吞并。桂树生长于合浦(今广东省海康县地域),在神话故事中它被赋予长生的意涵,常为晚汉以降的仙道故事所用。《山海经·南山经》中曾记载:“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于西海之上,多桂,多玉。”汉武帝醉心长生之术,又逢意气风发攻占南越,自是不可能放过将桂树移栽至都城宫殿。传闻灵波殿以桂树为柱,风吹来便阵阵飘香。在这样的香味里,又镶嵌着演练的军舰、飞舞的旗帜。一边是雄心勃勃的君王之志,一边在空间中等待着不死之身的降临,一体多面的异想空间让汉武帝的理想真像高处之月那般触手可及。

 

(二)

另一方面,在汉朝盛行的华丽赋文影响下,文学家们极尽文笔、罗列名物,以展示帝国气象。从汉开始至南宋,共有三十余种古籍记载南方植物超过350种,范围已经不仅限于五岭以南。要将边陲地方召入「大一统」的编制并非一日之功,文化上的「他者」身份如何被巧妙地化解或是抹去,使得少数族裔在心理上也能归顺,需要多管齐下的策略。 

赋词描述着来自远方的新鲜事物,使得赋文的修辞学意义与书写物贡的经国大事之功能重叠,浮夸词藻成为严肃的档案问题。如此被夸大的、被编撰的物种记录,是否误导了真实的博物之观?左思为在《三都赋》里这样写道,「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微。」不难想象左思为描绘江南风土(《三都赋》所记为魏都、吴都、蜀都)需详考地方风物,但眼见的史料却难辨真伪。

不熟悉者为异,左思能看到的有什么呢?《上林赋》中记载汉武帝的上林苑、扶荔宫(皆为武帝皇家园林)有从南越移植而来的奇珍异木甘蕉、山姜、留求子、龙眼、荔枝、槟榔、柑橘不等。又有「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奇鸟栖居。在司马相如的赋词中,这里俨然不是一般的现实世界,而是「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自然规律已然失效,在上林苑中,隆冬时节鲜花锦簇,盛夏却需踏冰过河。更有笔记小说《西京杂记》所罗列如沙棠(见于《山海经·西山经》,是一种食用后可使人免于溺水的神奇之物)、食后可以长生的西王母枣,千年万年的树木尔尔。

 

值得思考的是处于内陆腹地的上林苑何以能栽培许多的亚热带植物?其实不然,许多失败的例子也被记录在案。以荔枝为例,因为水土差异,移植的荔枝无一幸存,但仍然要一次次徒然地栽种。「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无法存活的荔枝似乎隐喻着无法被驯化的土地,又暗示着极度苛刻的政治。但随着社会发展,到了唐代,商道的增加以及南北人员交流的扩大,荔枝已经成为了士人间主流品鉴的水果。即便不能克服水土不服难以栽种的困难,也可以另辟蹊径提高运输效率,以及规模化地在南方设置荔枝种植区域。这中间伴随着的是对同一事物不同认知的发展,荔枝从被当作延年益寿的贡品到具有药物价值的方子,是帝国、疆域更迭,而知识脉络不断的证明。从这一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占领物种的解释权(知识)与占领领土本身同样重要。

 

(三)

 

带有奇观色彩的志录们事无巨细地记载着动植物、矿石等类别、功效,试图迅速将遥远的岭南纳入版图为国家所用。中原与岭南之间形成了一道薄纱般的屏障,令人棘手的陌生信息和急需掌握陌生信息的需求相逢,亦真亦虚的文体成为了时代特色。在纸面上远方成为一个具体、可供投射欲望的人造物,而针对「物」的描绘则是其中起到重要功能的工具。其实搜罗异物装点日常本身就是一种求仙方术理念,这样的思路对后来的园林营造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景观布置、假山水环绕、移步换景的空间技巧——这样靠近非日常的体验,成为后世文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使得士大夫能够在官僚身份与理想主义之间摇摆。

上林苑不再,1986年建成的昆明植物园却命名为「扶荔宫」,保存热带特色植物2000余种。我在查看一则关于植物园的宣传视频时,被其魔幻的视频风格所吸引。视频中的植物园突然令我想到《大闹天宫》、《葫芦娃》、《天书奇谭》里如何描绘天上场景,似乎也离不开缠绕的植物、奇异的鸟兽、水雾缭绕、山脉横行。或许我们对于幻想本身的想象恰恰也被我们的历史所塑造,而成为了美学上的表达。

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食货志>,页1170。

 西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116,<西南列夷传>,页2993-2997。

 陳曉云.桂花文化與桂花地名應用價值淺論——以咸寧市為例[J].呂梁教育學院學報,2013,30(02):118-120.

 汉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页208。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28页。

 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页1。

 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宫室被服非象神”便可招致神仙。

庚申月,辛丑日,月相为23%的下弦月。离开园林时,天光已经快要大暗。宫人托我带走一大包草药,菖蒲、乞力伽、胡蔓草、杜荆等等。南方多毒,植物可解。据说秦皇汉武晚年皆醉心修仙,妄寻蓬莱、瀛洲之境以求长生不老。修炼总跟服用特定食物、听取志怪之说、规训身体相关。有悖于日常经验的非常之物,提供着恒久的精神支持,南方远地成为一面镜子。通过制造虚幻,人们希望实现一种源自精神的春创造的秩序。夜行数百里,来到火焰岛,树木却未被吞噬,原本相克的两种元素在此独立运作着。火光中熊熊燃烧的是布料还是仙丹?低头看我身上的衣服,它们似有若无;眼前渐渐出现了房屋、神仙与遥远的星系。

 

「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

 

《搜神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传说在昆仑山外围有火焰山,隔着弱水包围着昆仑山。那火焰山上有鸟兽草木,都在火焰当中繁殖生长。这里出产一种火浣布,它遇火不焚,反而像重生那样洁白无瑕。不可解释的现象往往会归因于超自然力量,又因为彼时浓厚的神话观念,昆仑山、西王母都与长生之术联系起来,火浣布自然也被传为是西王母的神物。凭借着与昆仑山搭上关系,在文学化的叙述中,从异域传入的陌生之物被转译为神秘的偏方,服务于本土的阴阳五行之说。根据托名东方朔在《神异经》中的记载,火浣布产自南方,且原料生于火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取其毛,织以作布」。南方属火,又逢需火炼的火浣布,便可以自圆其说为何此布久烧不坏——以牺牲真相为代价的断章取义,因为杂糅着神话、五行、传教等多种观念,成为了特定的文化范式。

 

火浣布是何物?真实的火浣布是石棉制作而成的,具有耐火、隔热、耐高温的特性。它最初应该也是从西域传入的稀物之一,在古希腊的记载中,它同样被视作火兽之毛,带有神秘色彩。马可波罗在行纪中也记录过这种布,他在哈密附近的钦赤塔拉斯城看到了通过矿物开采、洗涤锤炼后的原材料被纺织成布。由此可见,传闻中的“火鼠”并非一种动物,而是矿石的名字。是「常」还是「异」似乎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问题。实际上火浣布的原料——石棉并非很晚才被发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曾载:“又其火毣(即火浣布)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证明其实这种布料在西南地区已经被投入日常使用,而蜀道难,难以运输至长安。巴蜀地区是东汉时期道教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这里诞生了早期民间道教的一个大的派别——天师道。四川地区也是东汉画像砖出土最多的区域之一。东汉后战乱频发,中原人士一度不曾见过火浣布,而开始怀疑其真实性。而西晋后,西域官道打通,火浣布又位列主要的进攻物品。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降临人间的女仙经常携带火浣布,它依然是沟通人间与仙境之间的一道传送门。但到了宋代,火浣布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物,陆上与海上交通都大幅度发展,火浣布不再被认为与神仙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伴随着真相的到来,许多曾被寄予厚望的稀奇事物都在揭开面纱的过程中逐渐被抛弃,转为日常文化中的一部分。

 

异域之物甚多,为何火浣布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盛行的炼丹术似乎相关。火炼在其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催化出超自然功效的关键一笔。据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以及比较晚的炼丹著作的记载,火法炼丹大致包括缎(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 、炙(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伏(加热使药物变性)等方法。 以火焰炼之是考验其功效是否强劲的重要指标,在火里依然能留存下来的物质是长生的投射。大火燃烧的意向在神话叙事中本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游记》里的火焰山正是太上老君打翻炼丹炉掉入尘间的碎片。火是生命力的来源,是惩罚,是权利,也是毁灭的力量。对于南方和异常(广义的南方地区)的想象向来和火脱不开干系,《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就描写了「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的戏法者形象。根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祝融掌管南方,人面兽身,乘踏两条龙。南方因其天气炎热,在五行方位中被划分为火,而在南方诞生的神农氏炎帝也是火神。代表炎地的南方神灵朱雀,正是浴火不死的神鸟,西王母的使役鸟。朱雀鸟身覆火焰,终日不熄——仙境理应也是一个火海遍布,却过身不死的所在。火浣布正是在物理功能的层面,与这一期盼严丝合缝地相遇。

 

重重叠加的仙界想象,让与火相关的南方成为一个绝妙的辅助修仙之地。但是能编写最终羽化而登仙秘诀的人,是手握权力的北方统治者。就像人们对于火的态度一样,既畏于它的奇效,又不愿承受它失控的一面——长居中原的统治者对南方蛮夷之地充满各式恐怖的想象:《后汉书》记载,「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南方蛮夷,纹身断发,男女杂居,分食长子,将南方普遍异化为愚昧、原始的食人族。另一方面,中原资源有限,又有求于非南方不能生长的奇珍异宝。被他者化(原来此时就有这样的策略)的南方在文化政治上被遗弃,沦为帝国的奇珍库。可正如我们在前文证实过的,一切非常物都会成为常物,汉唐远去,南方是否也开始建立起它自己的文化自觉?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3.

 汉,佚名托名东方朔,《神异经》。

 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张明,《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化学成就》,2012。

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37.

庚申月,己酉日,月相为1%的新月。在80年代的宿舍楼里,墨绿色的皮沙发从脚部开始龟裂,但因灯光昏暗,难以看清细节。土尘飞扬,一片鬼楼中,长出三三两两枝竹子来,月光下浮起婆娑的影。携回掉落的马赛克,我在黄昏时刻从睡梦中醒来,深感不安,以为世界末日。传闻这是因为游荡在外的孤兽若日落时还未归队,就将必死无疑的缘故——恐惧和隔世感,从谣言、历史、空间中,找上门来。

 

(一)、乌托邦的语言:两种形态的漂移

 

建筑是避世的艺术。回溯童年,记忆流过黄金般的好日子,总能不排斥地将它们跟——夏日午后的蚊帐,小腿轻轻荡过冰凉的地板,窗外是不高不低的绿色——这样一间房间联系起来。如巴什拉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童年的阁楼」,它庇护过去、藏身现在、梦想未来。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筑学极具表达力地穿透现代性的迷雾,彰显着一种科学的、进步的、与历史相关的发展观念。时间与空间的魔术,解决了有关承诺的问题,建筑从筑梦的抽象概念开始,经由谨慎的技术变为实体,为栖居提供可能性。在真实的栖居中,「筑居」(Bauen)变成了「构造」(forming),空间在流动中成为人们赋形的工具。 在海德格尔的概念中,这是「在场的显现」,是哲学家和建筑师在空中相逢的瞬间。

 

20世纪60年底,在太空竞赛的推动下,人们对外星人的想象愈加活跃起来。1968年,芬兰设计师Matti Suuronen设计出一种名为Futuro House的便携式滑雪小屋,其灵感便来源于对于外星飞船(UFO)的想象。其影响之大,国民之重视,以至于芬兰总统乌尔霍·凯科宁1969年访问苏联时,赠送了这样一座「未来屋」作为礼物。高纬度的寒带地区,人烟稀少的荒野,神秘极光,这让芬兰成为许多超自然事件的发生地,也是UFO目击的热点地区。来自芬兰的记者索伊尼·拉克斯(Soini Lax)在70年代,就整理了当地居民目击外星飞船的体验、以及观察到神秘生物的经历,汇总成档案《Pudasjärven Ufot》。最初的UFO目击者运动兴起于50年代的美国,在那个个人思想仍然被神学统治的年代,宇宙学和外星人也被看作是精神进化的一个步骤,甚至是上帝的显性。太空物理的进步为宗教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上帝被理解为一种永恒而抽象的电子磁性整体,而这一时期频出的UFO建筑则是试图为这一精神降临提供可居住、可陈放的空间。  

如果要将建筑语言的虚构功能代入中国历史,承担起这般造梦功能的空间,非园林莫属。在环岛的第一站,我们看到不同物种是如何被从远方借用,成为塑造幻想的秘密。而秦皇汉武所用来神修的苑林,就是园林的雏形——通过建筑和造景模拟自然环境,打造一个微观世界,用有限的(闭合的)空间表达出超出地域限制的诗意和情怀。将园林至于这种地位的功臣,是修建、记录、再解释园林的文人艺术家们,他们和他们所在的园林,往往以绑定的关系出现在历史中。园林的乌托邦含义在王朝更迭之时最能显现,在正统的儒学社会以外,园林提供了一片涌现着隐逸、自由与反叛的乐土。比如吴亮与止园、冒辟疆与水绘园、袁枚与随园等。一方面,在空间布置上,园林有山水楼阁、花卉树植;房屋、亭子、假山、植物分布在园林的各处,桥梁遍布,串联起园林各处,是理想的居住空间。另一方面,园林作为各类文化、政治活动的载体,允许士大夫在官僚体系之外拥有另一幅面孔,恣情纵欲。冒辟疆在水绘园接纳乱世遗民,重演昔日在金陵繁华的少年岁月。令他魂牵梦绕的,不仅是逝去的故国与疆域,也是还能通过个人参政改变朝政命运的希望。 

 

由此可见,建筑是沉思、获取美感与摆脱沉重物性的需求,建筑空间是对于生活想象的一种投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们对于建筑空间的需求总随着对完美期许的变化而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所处空间的知觉是一种个人意识觉醒的证明,这也是在整个环岛过程中,「我」经由「我的眼睛」不断看到的:即依靠对物与境的拉拢,完成对虚构的占有。

 

(二)、马赛克其物

 

建筑如同纪念碑一般记录着时代的热潮,深圳在它风起云涌的现代化40年里,城市建筑本身成为了记录这场变化风暴的最好档案。初到南方之时,就能迅速感受到不同庞然大物的建筑群的风格差异。命名为「村」的老宅,马赛克墙砖掉落如摩斯密码在外壁书写,纯白床单晾在院子里,繁茂的树叶投射过的影子降落其上,又很快消散成幻觉。摩天大楼耸立,在城市中心,排阵如上香的六幢大楼沦为都市鬼怪奇谈。鳞次栉比的城中村与灵活的多功能建筑,水泥、石漆、金属面板,各时代的建筑材料交织起来,制造出赛博都市的鬼魅。这里有全国最早的商品房,从苏联的多层单元式住宅,到模仿香港每层八户的井字平面布局,楼、舍、园、苑、小区,各执一词。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马赛克砖作为外墙的楼房,蓝白、红白、棕白,以极具视觉标识的形象彰显着外来物和文化杂糅的历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城市的大规模发展,马赛克作为廉价、实用的防水材料,被大面积开始使用在建筑外墙上。在刚刚告别宿舍的年代,许多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建设,并以特惠价格售卖给申请人的微利房成为主流。蛇口工业区的花果山社区、玫瑰园、爱榕园,以及市政府建设的通心岭小区、园岭小区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使用。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宅的要求不只是满足基本起居生活,相配套的绿化设施、建筑美学设计都氤氲而生。美好生活在房屋上成为具体可感的体现,带有西方花园性质的起名方式;榕树、棕榈树成为重要景观植树;浅彩色系的楼房和「都市文化+异域闲情」的海派风格是重要的广告策略(如2002年中海物业开发兴建的「阳光棕榈园」,商品房第一次采用入户花园户型,小区以地中海城邦生活场景为主题)。居民对住宅更高的需求建立在对西方中产生活的幻想中,更有例如1982年修建的深圳第一座别墅小区怡景花园,客户群体一开始就瞄准海外华侨。南洋、华侨是徘徊在90年代深圳的暗语,西方生活似乎唾手可得,在建筑住宅里,异域元素被借来强化这一氛围。

 

马赛克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材料,它的镶嵌、装饰功能其实远早于它用于建筑材料材料的功能。在古希腊早期,建筑师将黑白交错的大理石镶嵌于墙面打造装饰效果,可以被看作马赛克的雏形——意为能用于镶嵌的的彩色小块状材料。基督教早期阶段,传教大多通过地下活动进行,且大部分教徒不能阅读文字,因此马赛克镶嵌画成为教徒传教的一个重要工具。最负盛名的拜占庭马赛克艺术,就大量地被用作展现圣经故事,教堂成为此时马赛克艺术装饰的主要应用场所。此时的马赛克大多采用半透明的小块玻璃,为了使色块统一,会先在玻璃下面绘制底色用以查看,工艺负责、造价不菲。与基督教紧密的关系让马赛克显得神圣起来,与日常物区别开来,有点石成金的意味。在匈牙利小说家瑟尔伯·昂托的小说《月光下的旅人》里,男主人公在蜜月旅行时与拜占庭风格马赛克壁画的遭遇,成为剧情的开端。这里,马赛克为男主人公提供了制造回忆漩涡的理由,接下来是一场面向童年、婚姻、自我的眩晕之旅,吊诡、意识流的剧情也和马赛克壁画繁复璀璨的风格不谋而合。马赛克不只是马赛克,而成为文学上一种独特美学的「元符号」。

 

除了宗教传播与艺术表达以外,因其与公共空间的适配性,马赛克也常常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1938年,苏联建筑师弗罗洛夫与艺术家Alexander Deineka为地铁站Mayakovskaya的拱顶制作了一组马赛克装饰壁画,以《苏维埃国家日》为题形成组画,被镶嵌在天花板上。这开启了在地铁上使用马赛克装饰的先河,从此开始,莫斯科的地铁站便成为马赛克壁画的地下博物馆。

十七世纪的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乌托邦作品《太阳城》(TheCity of The Sun)里写道:

 

“游历者看着、看着,发现每栋楼房的墙上,都画着五彩的壁画,有的画风景,有的画人物,也有的画动物,植物,每栋房子的壁画都不一样,真是丰富多彩极了。”

 

列宁在1918写给时任教育委员的阿纳托利·鲁纳查斯基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新社会中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构想,正是基于对巨型的画作和共产主义教育的迷恋。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苏联与东欧太多凛冽、怪异,以绝对体积占据眼球的Brutal Art风格建筑。马赛克壁画在苏联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这一时期被政治所严格支配的艺术环境。对材料和创作的严格把控,使得马赛克壁画成为了限制下的唯一表达形式。在19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现代主义建筑的狂欢盛行时期,政府将新公共建筑的5%预算都用于建筑马赛克壁画。这些壁画的主题从战前对工人精神、歌颂团结的宣扬,到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宇宙探索与科幻小说、先进的医疗技术、各种企业和铁路建设者,直到彻底步入抽象,点线面的组合成为主流。

 

乌克兰艺术家Yevgen Nikiforov在他的创作系列《苏联现代马赛克1960-1990》中以摄影的角度解读这一时期马赛克壁画的复杂含义,追溯它作为共和国传播意识形态的手段在不同政治时期的变化。它们在苏联瓦解后,从客观消亡和政治隔断两个维度脱离了过去的环境。马赛克壁画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充当了帝国纪念碑,又一同被遗忘和废弃,好像命运般地被它的材料样式所隐喻——作为一片群体出现和被使用的,消失在历史中的大多数。它还未从热忱的宗教朝圣中解放出来,就用来造就新的「圣像」。无论是苏联壁画对于意识、民众、公共空间三位一体的塑造,还是80年代沿海建筑纷纷贴上的马赛克砖。时代审美落在建筑上的表现总是迟缓而滞后,以至于一场时代的落幕也让曾经时代中最显眼的符号迅速过时,如千年前的扶荔宫一样,是忧郁、「二等」、语焉不详的刻板印象。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p101

童明,《形式与时间:关于马赛克乌托邦的建筑语言》,《建筑学报》2022年,p4

 Soini Lax,《UFO时刻》,笔者译

  Jaakko Närvä,UFO movements in Finland,pp.640–649

 李孝悌,《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07

  [匈] 瑟尔伯·昂托 ,《月光下的旅人》, 作家出版社

 Yevgen Nikiforov official site, https://nikiforovyevgen.com/onrepublicmonuments

庚申月,中元节,月相为98%的满月。有商人叫卖珍珠,引人驻足观看。五岭之后,重峦叠嶂。进入南越的门户屹立着相对的两块巨大的山岩——被称为韶石关。珠宝、黄金、钟乳岩、朱砂,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而作为原产地的南越,越是物产丰富,越是要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我感到眼睛进了沙子,行走劳累。正打算席地而坐,却一屁股坐了个空。接着便掉入一片空旷的工厂。

 

1981年,深圳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妙丽地产合作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商品房——东湖丽苑。改革开放初期经费有限,政府便想出以土地出租的政策来激活房地产在深圳的活动,为城市建设筹资。于是1980年1月1日,深圳政府签订了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这份协议是由港商签订的,约定出租土地用于建房子,再在香港出售。所得利润按深圳85%,港商15%分成。这便是东湖丽苑。这一做法使得深圳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城市基建得以快速发展。同时,深圳政府也大量实施对港、对外企业的优惠政策,吸引到了许多外资入深。也因为这样的时代原因,这一时期许多深圳的居民房在修建、布局、材料等方面都向香港代表的“西方标准”看齐。马赛克的使用就是其中鲜明的代表之一。

 

香港的城市面貌本身就是杂糅的,在一众钢筋水泥的玻璃建筑内,常常嵌着奶油色的瓷砖建筑。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粉刷的油漆墙还是主流的建筑外墙饰面。但油漆墙面不可避免地不耐脏、容易受潮、需要定时重新粉刷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房屋的维护成本。材料的转变发生在70年代,廉价制造的玻璃马赛克瓷砖成为一种流行的替代品。根据1984年一项由香港地产发展集团瑞安进行的调查显示,1981年至1983年间的487个新竣工建筑项目中,超过80%的建筑使用了马赛克瓷砖。 一般来说,马赛克分为石材马赛克(天然大理石、洞石、板岩、石英、火山岩、鹅卵石等)、陶瓷马赛克、玻璃马赛克、金属马赛克,以及贝壳类马赛克等。但是最常使用在建筑外墙的还是陶瓷马赛克与玻璃马赛克。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国工厂越来越有能力生产大量价格实惠的瓷砖,正好赶上 1970 年代香港建筑热潮。这样的热潮又反作用回内地(尤其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成为普遍的建筑样式。

 

马赛克最早作为室内装饰出现在中国是在20年代的上海。商业价值的上涨带来人口激增,上海迎来了公寓文化的全盛期。马赛克以缠枝纹、回纹、云雷纹等多种图案出现在公寓和公共建筑的装饰中。这些带有马赛克装饰的建筑往往都修建在租界区域(黑石公寓、重庆公寓、汇丰银行等),被用来展现修建方的规模与实力。20世纪以前,进口依旧是获取马赛克的唯一途径,昂贵的价格和运输成本使得马赛克的使用非常受限。带有马赛克装饰的建筑往往是上层贵族、租界掌权者、精英人士的选择。

 

1921年,中国最早的瓷砖厂商——中国工程制造有限公司(Chinese National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Co.)在上海成立。而后有1922年成立的中国制瓷有限公司(National Pottery Co.)。1932年5月,时任中南银行总经理的黄奕住之子黄浴沂,收买益中公司,并与自己在1922年创办的福记中国制瓷公司合并,改组为益中福记机器瓷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 益中福记瓷电股份有限公司主打马赛克产品,该公司在《建筑月刊》第五期的马赛克宣传广告中打了”99%马赛克瓷砖(现用在上海)是我们的出品”字样,并且附上了材料价格。

自此开始,中国有了自己的瓷砖生产工业。1980年初,“五羊牌”外墙材料玻璃马赛克正式投产,并于4月出口香港。而成功研制、生产和出口该产品的厂家——广东省化州建材玻璃厂(时称化州县水上玻璃厂)成为了中国最早研制生产和出口玻璃马赛克的厂家。在此之前,我国建筑陶瓷砖产品主要是152mm×152mm、108mm×108mm内墙陶瓷砖,二丁挂外墙陶瓷砖、瓷质马赛克等,品种、规格十分简单。并且主要集中在渤海湾地区、景德镇以及温州,沿海地区的瓷砖工业还未成气候。1987年,石湾瓷厂引进日本年产100万平方米自动化生产线,生产高档彩釉马赛克(陶瓷锦砖)。无巧不成书,佛山石湾自古就有冶炼陶瓷的传统,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南海县志》载:“石湾之陶,始于明之中叶”。良好的历史积累,和一点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已经能够助力一方产业的崛起。

 

伴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90年代开始,佛山瓷砖在早期粗放式发展形成资本积累后,就开始产业转型。通过工厂设备升级、全球化的审美设计思路、品牌意识等策略,迅速形成了强势的制造链条。海鸥、冠珠、环球等陶瓷厂不断地在技术上推陈出新,又非常有全球化视野。(特别是在浏览一些佛山马赛克工厂官网时,我发现它们在英文官网、面向国际的传播方面意识很好)这些马赛克瓷砖被广泛出口到香港、美国,成为建筑外墙上的一粒粒反射光线的宝石。浪潮总是在塑造置身于其中的一切。近水楼台,物理性能良好且有产地优势的马赛克,垒砌成为新世纪前南方沿海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观。从这一角度来看,马赛克砖不只是建材本身,也是一段现代史的证据。

  Viola Gaskell. Design Trust, Design Criticism: Why Hong Kong's Buildings Are Clad in Bathroom Tiles 

 《中国老字号》第2卷第277頁,1998年版 

 马思雨,左琰,《上海市近代建筑马赛克装饰历史演变研究》。

《茂名文史·全国最早研制生产和出口玻璃马赛克的厂家》,茂名政协,2019年1月分布

庚申月,丁卯日,月相为54%的下弦月。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岛屿深处,已经是一轮映晴圆缺。月光泻下,我才发觉面前的湖泊如此平静,涟漪荡起如翩翩君子。我想或许我走了这么久的路,想要得到的不过是这样一片水域,得到这样一片我可以走进的水域。药材、布料、宝石、马赛克在倒影中越来越虚幻,没有更加执着的欲望,终于舍得将包袱卸下。岛屿之外会有什么呢?岛屿真的在我的脚下吗?我走向湖中,疲惫的双腿在走又像是在水中停驻。身体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一)从潜行到弄潮

 

在中国,游泳的概念很早就出现。《说文解字》称「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古或以汓为没。」但作为运动的游泳或水上活动,在历史上并不被鼓励。即便中国人对于水有着至高的崇拜,但这里的水体更多指向观赏性的自然风景——或是用于荡舟的湖泊、沐浴的池畔,是将身体与自然统一起来的一种修行方式和修行带来的审美价值。而对于真正的大海,我们从未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是文化脉络中展现出过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官方的贬低,游泳更多地被作为技能使用。宋时期,观看专人表演的水上运动成为皇家娱乐的一部分,有“水傀儡”(船上杂技)、“水秋千”(在船头设秋千架,将秋千荡高到与架平,翻筋斗入水)、“乐船”等。也有《宋史·礼志》记载,皇帝在金明池检阅水军的时候,「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帝王抛出筹码,游泳者争相寻回。游泳的能力往往为身份低微的人所掌握,并不被看作是才能,反而带有充满被刻意异化的杂耍性质。

 

这些水上活动的举办,普遍跟端午节习俗相关,端午所处的五月初五在民间被看作一年中毒气最胜的时候。天气逐渐炎热,蛇虫出没,五毒俱全。因此端午所设习俗往往带有「净化」的目的,沐浴便是其中重要环节。《大戴礼记 · 夏小正》记,「五月,畜兰,为沐浴也」。香草兰花,在屈原的辞赋中是意喻高洁的符号,「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沐浴是获取洁净的方式,又因为文人的崇尚被追捧为通向高尚的行为。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一种静态的姿态。官方的书写对真正的水上生活、水上技法从来都是敬而远之。巩固中原内陆文明一方面就是通过对南方水上族群的边缘化以达成,对于水的恐惧态度延伸至中原地区对沿海族群的漠视。直到清雍正前,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疍家族人,不被允许上岸、与汉人通婚。

 

另一个经典的形象则来自于「弄潮儿」。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云:「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满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造成特大涌潮,使得钱塘江观潮成为一种奇观。而就如《梦粱录》描述的那样,每当观潮时节,总会有人跳入汹涌的浪潮中嬉戏游泳——他们即被称为「弄潮儿」。这样的行为十分危险,屡屡有人因此丧命,因此被官方政府勒令禁止。但民间却将这一形象解读为敢为人先、具有英雄精神。潮水的袭来在民间故事中总是充满了奇幻色彩,《水浒传》中曾描写鲁智深寄宿在杭州的六合塔,夜晚听见潮信到来,如临大敌将要拔刀一战,被僧人制止。在僧人的点化中,鲁智深回想起师傅「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教诲,顿时悟道,放下武器。潮水带来恐惧也带来机缘,在一部冲破传统礼仪教条的小说中,「弄潮」也以另一种形态植入主角们的意识里,以侠义、传奇、亦正亦邪的面貌为公众所向往。

 

「弄潮儿」指射着具有时代精神的人,它隐喻的冒险精神正是唤醒民族情绪所需要的。在自然水域中搏斗和历练身体被看作是锻炼心智的手段,体现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在20世纪的殖民氛围中,体育强国成为启发民智的重要政策。现代游泳诞生地的英国人将浴场、游泳与海滨闲暇的生活方式带到香港。竞技体育赛事的传入、游泳套路的规范化,对场地需求也随之增加——不是在天然水域,而是在安全的、配备救生员与消毒系统的游泳池中展开。

 

(二)蓝色的休憩

 

中国第一个室内泳池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是由外国人在广州沙面建成的游泳池。沙面租界的建设完全独立于广州传统的旧城之外,按西方的规划和建筑模式进行。泳池规格为22.86米×13.71米(25码×15码),并配备了跳板、滑梯、水上吊环等娱乐设施。与许多后来几十年修建的游泳池一样,它专供外国人使用。在留下的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见泳池如何被作为外国人集会的空间,在殖民地全新地隔离出一个属于统治阶级的空间。

游泳集会对于来到中国的殖民官员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活动,早在1849年10月,Victoria Reggata Club便成立于香港。这是香港最早的水上活动俱乐部,只对西籍人士开放。在二十世纪初,俱乐部的场地包括一个全长游泳池——香港一些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的练习场——一个羽毛球场、健身房,以及充足的存储设施空间。俱乐部采取的会员制度促成了许多协会的成立,并组织起各种类别的体育竞赛,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业余游泳总会。正是在协会运作下,运动员有稳定的训练场地,并得以参与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

 

20世纪初,许多由华人倡导的体育会陆续在香港成立,如华南体育会(1908)、中华体育会(1926)、精武体育会(1910)等。在屡遭列强侵略的背景下,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体育意识的重要性日渐提高,急于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将体育精神与高涨的民族情绪绑定在一起。1894年香港的鼠疫流行,也引发了政府对于「卫生」的重视,进一步将洁净与健康的观念带给了公众。因此,开辟海滨浴场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府基建项目,修建公共泳池成为大众福祉的一项保障政策。这其中少不了体育会的支持和游说,比如华南体育会在1924年向香港政府申请修建的北角七姊妹海滨浴场,于1929年正式投入使用。体育会的介入对香港游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伴随着「游泳池」的建立,一整套围绕新公共空间生发的大众娱乐规则便开始悄然酝酿。

对于普通大众开放的海滨浴场既提供安全、稳定的游泳场所,又使得年轻人多了一个去处。体育强国的责任未必真切地落在了每个人的肩膀,却带来了全新的、暂逃繁重生活的休闲方式。巴金在1933年到访香港的文章中写道:「我的眼睛所看见的景象不停地变动:热闹的街市、花园、学校、树木、海水···到了海滨浴场区域(那里有几个游泳场),全车的男女乘客都陆续下去(我们看得见许多人在那里游泳或划船)。最后车里只剩了我们三个。我们始终没有下车,就坐这辆车回到了先施公司,那时街旁已经是灯烛辉煌了。”」在一个由殖民者把控着港口、海域,甚至于享乐资格的环境中,公共浴场对于彼时的华人大众,尤其是劳工阶层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不同于以服务资产阶级为导向的丽池花园、浅水湾酒店,体育会所支持的七姊妹海滨浴场,带来的是「摩登生活」在普通人中的降临和非精英团体享受体育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些大众浴场中,走出了像杨秀琼这样的女性游泳冠军,女性运动员的出现也将身体和性别解放的议题带入大众视野。强身健体的风潮由南向北蔓延,香港游泳的成果渐渐向内地波及,带来体育赛事的兴起。在1933年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正是杨秀琼夺得了50米、100米自由泳冠军;100米仰泳冠军以及200米蛙泳冠军(均破国家记录)。而她参赛所使用的南京中央体育场游泳池是我国第一个50米标准游泳池——则是为了运动会而修建并在这次赛事中第一次投入使用。

 

1982年,深圳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游泳场在工人文化宫建成,场内分为比赛池、练习池、儿童游泳池。池壁镶上白色瓷片,注入清沏透明的自来水,配以抽水净化系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娱乐性游泳馆在高档宾馆中大量兴建,泳池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泳池不再仅仅是运动健身的场所,也向更加杂糅、多功能的公共空间转型,具有更强的装饰性的马赛克成为主流的修建材料。防滑耐磨的特质以及易于清洁的表面,又极大地保证了公共泳池地安全。马赛克制造行业在广东的发展,以及毗邻香港所受到的生活方式影响,都使得泳池如雨后春笋般修建起来。疍家、弄潮儿、不被重视的海洋和被驱赶的历史统统远去,却而代之的是在理想、没有一丝污染的蓝色泳池中,以标准姿态游泳,在折射的光线中辨别方向。技能,体育训练之外,一种沁人的蓝色嵌入泳池的美学中,提示着一切围绕闲暇、权利与身体自由有关的历史。

 《说文解字》,卷十一,水部。

 《宋史·礼志·游观》。

 屈原,《九歌·云中君》。

 Victoria Reggata Club官方网站,https://vrc.com.hk/about-us/history/

 黄勇豪,潘淑华,《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2014.

 巴金,《香港》,《旅途随笔》,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页17-18.

 旧中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百度百科词条。